我是四川北街道的居民，我的儿子陶冶1971年生。在医院出院时，医生对我说：你的儿子很难养。我以为是早产儿体质弱而已。所以没放在心上。后来医生告诉我：你的儿子是 “唐氏综合症”愚型儿。当时我就懵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但事实已经这样，我只能无奈地接受。在以后的十年中，我虽然多次求医问药，也未从根本上治好他的病。
    一晃儿子10岁了，经育能园的王老师介绍他去读书，在学校里，话讲不清，也不多，但却很顽皮，常常惹事，但那里的老师待他很好。念到17岁就毕业了。回来后又没事干，整天在家吃、睡、玩，我想今后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我们老了他怎么办？不能让他呆在家里，要让他走出来，要开阔他的视野。我叫爷爷多带他出去，到公园去跟人家学做养身功，打羽毛球，但接触面很窄，都是些大人、老人，知识面也不广。所以我就经常买些童话书叫他看、念，休息时，带他出去。可是我发现在车上、路上，人们对他的回头率很高，见到的总是怪怪的表情和歧视的眼光。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很心酸，我甚至不敢正眼看人，好象我们母子俩做错了什么似的。
2    002年底我成了街道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的副主席。2003年参加了虹口区第四届残联代表大会，这使我的心情开朗了，觉得眼前的阳光更亮了。2004年3季度，我儿子参加了虹口区智障青少年腰鼓队。由于他的接受能力差，所以老师们真是耐心到极点的教他，耐心地纠正他的姿势，反倒是我看到他打得不好时，会急得训斥他。尤其是腰鼓队的老队长倪伯伯。从此，他有幸能到特奥会的开幕式、街道养老院去表演，到东方绿州、世纪公园等各个与特奥有关的场合表演。他们还走进了电视台，为世界特奥会标和用语揭晓表演。那天晚上7点多，我们正在演播厅外休息，市里有关领导上来了，众多领导得知我们的情况时，都走过来和这些孩子一一握手、问好。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，但他们没有大声讲话，他们懂得那里在开会。当天他们表演得很出色，获得场内阵阵掌声。回家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，一到家，他马上打电话告知我家的亲友和长辈，高兴自豪的说：我和市委书记、市长等领导都握过手了，我都见到他们对我们很亲切，并说今天我的手不洗了。亲戚们都为他高兴，为他自豪，在电话中祝贺他，我在旁边看着他激动的表情，听着他自豪讲话的口气，眼泪禁不住地流出来，这是心酸的眼泪，更是喜悦的眼泪。看到儿子的今天，想想过去，无法相比。当天他真的不洗手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就迫不及待得到外面去告诉邻居，举起他的手，很自豪地说：我和市里领导都握过手了，开心吧！邻居们都说：你真幸运，比健全人还要幸运。
    从此后他对队里的训练和演出更认真，虽然他的接受力比别人慢半拍，但是他很认真，每天在家自己规定练习时间不会停止。所以凡是参加任何的活动都很认真的对待，不会马虎。在腰鼓队，他生活得很充实，心情开朗，与人交流的话语也有进步，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有所提高。他在排练舞蹈的时候，总是忘记动作，弄错方向，回家后，他会很难过，总说自己笨，没有用。我对他说：你自己要认真呀！我会跟他一起练，纠正他的姿势，直到现在他还会出差错，老师耐心地教他，我也鼓励他，没关系的，努力练，总会好的。自从他参加这些集体活动后，他变得活跃了。象他这样低智力的孩子能把整个舞蹈跳下来，真是不易了，我也欣慰了。
    他现在整天都是很忙的，时间很紧凑。有时去公园，很多认识他的婆婆、公公、阿姨们就要问他，怎么很久未看到你了，他会说：“现在我很忙，要打腰鼓、要跳舞，还要到《阳光之家》去上课，没空来公园了”。他的生活确实充实了，智商也提高了。
    从他参加腰鼓队起到现在，儿子点点滴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。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倪伯伯，倪伯伯把心都贴在这些孩子们身上，我们做家长的有时会对他们责骂，但倪伯伯不会这样对他们，他会耐心地启示他们，热情地鼓励他们，多的是表扬，难得有批评。孩子们说：“倪爷爷不是亲爷爷，胜似亲爷爷”。
    倪伯伯几年来发动智协的成员，组织了腰鼓、舞蹈队、歌咏队等，使得我们这些不幸的孩子、不幸的家庭，找回了欢乐，找到了歇息的港湾，让我们享受到了阳光下的温暖。倪伯伯已经和孩子们溶成了一体。我感到很荣幸，生活在虹口区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大家园。
    我现在的心情平静了很多，因为儿子能行了，同时我还要感谢虹口区的智协的志愿者们，感谢街道、《阳光之家》的老师们，也感谢“特奥”让我的儿子有展示才能的机会，让他能堂堂正正的象一个人展示在舞台上。谢谢，真切的谢谢！

虹口区陶冶的母亲 梁小妍